图为高二（7）班黄晴和高二（15）班郑珊珊的合影

她挽光从我的世界经过

                                    文丨黄晴

本文发表于《莆田作家》，微信号：ptzj2014

雨，松动了泥土，震动了泥土中的蚯蚓。太阳就从黑云缝隙中喷射出来，释放出一道一道从错综的枝桠缝里透过来的光，小河的清水留着凉凉的声音。

母亲骑车载着我往回家的路上，看见一道古旧斑驳的小木桥，横枕着悠悠的流水，心里有点凄凉，稍稍侧着脸说道“小桥——”“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我也说道。后座上紧紧拥抱着前座的两道影子，沿着小河渐行渐远，渐渐融入了天的颜色，就看不见了。等到我们回了家，母亲又望向远处的小木桥，有些疲乏地说“女儿，小桥什么？”“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刚刚您才问过。”“噢，这样啊，妈不记得了。”后来也再有许多这般似曾相识的画面。我努力地重复着，希望她能记住。

她努力地记忆着，却只能任其从脑海中无声溜走。然后一遍遍询问，一遍遍默念，一遍遍遗忘，周而复始。

泥土中的蚯蚓全钻了出来，散步的人们发现，小路上全是迷失了方向的蚯蚓；它们离开了泥，辗转爬上了小路的柏油路面，大概由于不熟悉路面的坚硬，就忘了自已究竟来自哪里，要往哪里去，它们搁浅在小路上，被不知情的自行车轧过。岁月远比想象中的要残酷许多，就好像我眨个眼的功夫，它就给自已按了好几次快进键。当初我才十二三岁，经常在被窝里胡思乱想等母亲老了会怎样。她是否还像现在一样每天早上把我拉出被窝?她是否还会在初秋拨弄她的手指为我织上围巾?她又是否会体态失控，四肢连同手指都变得臃肿，还是会瘦得能看清凸出的肋骨?她是否能打理好自己，又是否还能记得她的女儿?

终想不出个所以然，但无论最初想到什么，最后总会变成一个人躺在床上抹眼泪，安慰自己那一天还早得很，还有很长的几十年。

盛夏，蝉鸣氤氲在大街小巷中。穿着短裤球鞋的母亲骑着自行车穿梭大街小巷，到市场买菜，听别人卷着舌头说话，和小贩吵架。骄纵聒噪的蝉鸣，让整个地方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响了就停不住，像极了母亲的念叨。也是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当初想的倒没什么错，只是那安慰自已的话不大对。母亲与许多为人父母一样，有着自已的工作，也时常在外奔波。但不同的是，每当我握住母亲的手，感觉她又比上次瘦了许多。低头仔细观察，指甲还是整齐的，只是看着厚了些。暗黄色的皮肤却是缩成一片，像蔫儿了的苹果皮，皱巴巴地贴在手背上，堪堪裹住她青紫色的筋。这画面融合进曾经年少的想象，我的眼眶顿时很涩，舌尖也干干的。

我知母亲遗憾的事有太多，仅是因少时受家庭限制没能让她有良好的学习机会就足以让她伤悲许久。但她都掩藏着，为了不让我发现。

母亲是简单而澄明的，就像清水一般，她愿意把我的心灵荡涤得更干净些，如同一泓秋水，好让我的少年时代显得童真，一尘不染。

公交车开进隧道,潮湿的空气扑朔着暗光迎面而来。窗外的两个车道时有车迎着风声而过,留下长短的影子间错恍若树叶婆娑。车厢内灰白色的塑料因常年雨水渗漏,留下了密杂的斑点,仰起头看过去像一颗颗模糊的星辰,在一明暗中若隐若现。车厢里的人零零碎碎的,一个爷叔坐我前头,白发里掺着几缕黑发,不知是不是刚才喝多了酒,此刻身子靠在椅上,半边头倚玻璃窗,眼微微阖着,车一晃他便也一晃,但好梦未惊,仍熟熟睡着。我注意到母亲朝我这边看，说道：“你冷不冷？妈这有毯子你拿去盖着。”在黑夜里，她的声音像银铃样，轻轻地摇着，末后宽柔温好，带点回响。母亲从包里拿出毯子，那毯竟还是暗绿色的！在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时，母亲就已经把毯往我身上一盖，我便成了一颗大粽子般，傻样十足却倍感温暖。

天空在无垠的黑里顾影自怜，天空之下的大街小巷则继续它的涌动和繁华。母亲裹紧了自已的衣服，看着如粽子般傻傻的我，她笑了，笑得也挺傻。

在读村上春树的书时，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无论熟知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略其哲理。”

几年前，在浮动着淡淡花香的夜晚里，太奶奶离开了。母亲没有哭，目光里尽显呆滞和疲倦，我望着她，她回我以微笑，那是我见过母亲笑容里最苍白无力的一次，她让我回到房间好好休息，我应了，夜色更深了，远处灯火也已经暗下去几盏，我躺在床上。“啪嗒。”是母亲把灯熄了，屋里瞬间变得有些昏暗。我起身拉上帘，听到了门外母亲的抽泣声。

“一路上，两个人都很忙碌。是这样的，妈妈必须做导游，给安安介绍这个世界，安安是新来的，而妈妈漏掉的东西，安安得指出来，提醒她。”语出作家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是啊，母亲何尝不乐意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那个眼睛清亮的我专心地做一件事，告诉我：“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可她却悄悄地将悲伤掩盖，不让我觉察地独自承受……

山中若有眠，枕的是月，盖的是满天星辰。她挽光从我的世界经过，却将自已的光，一点一点地灭下。

豆花

                                文丨郑珊珊

本文发表于《莆田作家》，微信号：ptzj2014

  我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向别人叙述这位老人呢？

  大概是一个被惦记着的顾客吧。

  他总是挑着个木扁担——前边挂的是豆花，后边挂的是塑料杯和糖。他是个聪明的商人，至少我从没在车水马龙的柏油大道上见过他。只有在这大厦门的小角落里，才能寻得他的影踪。

  那里的街道稍显拥挤又热闹非凡，那里的狗偶尔吵闹却讨人喜欢；那里的黄发牵着垂髫，流连在商贩间以讨得更便宜的价格；那里的年轻人，不论昨日的身形多么疲惫，只要今天的太阳升起，他们准会在摊前买上腾着热气的餐点，带着浑身的干劲和匆匆的脚步行过街道，分散着去往各自不同不同的地方。

  这是商贩们的世界。

  扁担穿梭其中，脚步不闲，嘴也不闲，不时吆喝上两句：“豆花！豆花!”一句闽南语，一句普通话。他的生意似乎挺好，走出几米便要停下来盛豆花。我是极爱豆花的，可自从跟随父母从北京回到老家，我再未见过豆花。初到厦门时，那声声吆喝催得我着了魔，使我总要从面条摊后探头望望他走到了哪儿。他的脚步在我看来极缓，像是用了几个钟头来迈这一步。他确实是个小贩，可他流露出的安逸与从容，又叫人只觉得他不属于这片俗土。

  “面条！吃豆花不!”湖里区下忠小街的商贩似乎爱以所贩商品来借代他人。每逢着经过家里的面条摊，他总要边招呼着卸下扁担小憩片刻。买了几次豆花，也熟络得能唠上两句，但内容也无非只是常说的“吃了没”、“这么早”。他明白我的喜好，偶尔也喊我小妹，问我多大了、在哪儿上学云云，又问我吃豆花不。我若是应声要，他便要豪气地喊声：“拿盆来！”提出去的空盆定是要用双手捧着回来的——是怕那晶莹的豆花带着汤汁从盆中逃逸。盛豆花时豪气的老人家，收钱时也同样豪气。

  “不要钱不要钱,急着回家呐！”这是他常用的推辞。但父母都是朴实诚恳的劳动人民，固执地想把钱塞进老人手里，可他说什么也只肯收五块。

   我调侃老人，说他是被迫营业。他听了只是笑着摆摆手，说他是急着回家。

  但其实我也记得，在一个飘着清明小雨的午后，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城市，也第一次听到这个城市属于豆花的吆喝。我第一次买来自另一个城市的豆花，也第一次知道一小塑料杯加了糖的豆花可以卖到四块的价格。

  最初他并不固定路线，但可能是看出我和母亲对豆花近乎狂热的喜爱，他开始将他的声声吆喝带到了我们这条繁华之外的小街。那时他路过摊前并不停下，只是有意无意地放慢脚步。但因为母亲觉得那豆花实在值超所物，所以任凭他如何缓慢，甚至直接在对面超市门口的石椅上坐下，在买过两次之后，我们再不接受吆喝声带来的阵阵诱惑。

  来了几天，老人终于按捺不住，停在摊前。

  “面条！怎么不吃豆花啦！”、

  “太贵啦，也太少啦，都不够一口的！”

  老人家闻言乐呵呵地放下扁担，打开豆花桶盖，热气腾了出来。

  “拿盆来！”他边说着，手在空中挥了一下。

  我开心地从屋里端出盆——是那种看起来有成年男人一个手掌那么大的不锈钢盆——递给老人。看着他几乎要把桶掏空，我又开始有些紧张。母亲的声音从摊后传来：“太多啦，太多啦 ！这么大一盆多少钱啊?”老人递过盛满豆花的盆，将桶盖盖好，又拾起扁担重新扛在扁上才说：“不要钱！今天要收摊啦！”“这怎么行，咱都做买卖！”母亲是固执的人，一再坚持下老人也只肯收五块。

  这样的买卖进行了几次，母亲就不愿意再吃豆花了。

  “老人家走得幸苦，又不肯收钱，咱这么吃，人得亏多少。”母亲如是说。

  于是连着好几天， 老人来时母亲都只笑着告诉他孩子吃腻了，我也赶紧低头假装忙碌。小半月后，老人便不再来了。

  当我们以为他再不会来到这条小街道时，吆喝声又在一个稍为凉爽的傍晚溜进我的耳朵，从远到近，终于停在摊前。

  “小妹，吃豆花不，今天拿面条换！”老人家乐呵呵地将扁担放下，走到摊前。

  “好！”看到豆花的喜悦盖过再见老人的惊奇，我飞快地冲进屋里，端出一个小盆递给老人。

  “小妹，换个大点的！”老人不肯接盆，挥挥手示意我回去

  “爷爷，我爸他们都不爱吃，少拿点儿吧，就我一个人吃。”老人这才接过小盆，盛起了豆花。

  我端过满盆豆花回到屋里，又跑出来问：“爷爷，您面要多少钱的？”

  “一块五，一块五就够啦，我一个人吃。”

  看着老人盖上桶盖走到摊前，我套着塑料袋的称面条的手顿了一下，回头看了眼母亲。母亲也看着我，用家乡话说了句多称点，便又回屋里忙活了。老人不知是不是听懂了，又嘱咐我不要称多了。我边应好，边将装面条的袋子系好，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五块，和面条一起递给他。

  “爷爷，您这怎么行，您老不肯收钱，我们怎么好意思吃豆花！”

  老人没来得及推脱，只好接过面条和钱。“小妹啊，我是看你和你妈妈爱吃豆花……”老人叹了口气，转身挑起扁担慢慢走远。

  从那之后，老人来的次数愈发稀少，也偶尔带回一小包面条。

  而在厦门的暑假生结已渐渐接近尾声。

  临走那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在摊前帮忙，闲下来时却又想念起豆花，可我已经不能确定老人是否会来。

  “豆花！豆花！”我似乎又听到了老人的吆喝，似乎又看到他从容缓慢的步伐。

  “小妹！吃豆花啦！”我突然一个激灵——声音是从摊前传来的！我探头出来，老人家乐呵呵地站在摊前，正要打开桶盖。

  “哎！这就拿盆！我赶紧转身回屋端出小盆。

  老人接过小盆，又挥了一下手，叫我回屋再拿一个。我告诉他自己下午就要回家，可老人却坚持重复着同一句话。

  “再拿一个，再拿一个……”

  我心想到此去必经年，回到老家想再尝豆花恐怕不能，便又拿来一个盆。老人将盛好的豆花端给我，又接过新盆，弯下腰认真盛豆花。

  “我以后不卖啦，我要去集美啦……”老人将桶里的最后一点豆花尽数盛出，将盆递给我。他抬起头时，我看见那双老人特有的混浊眼珠有些闪烁。我赶快低下头接过豆花，又从屋里拿出二十块钱，郑重地放进老人手中。

  “爷爷，这次您可要把钱收好啦。”

  “好，好孩子，我一定收好……”

  这次他没再有推辞，只是将钱叠好放进短裤口袋，又拾起扁担扛在肩上，头也不回地走远。

  他的脚步依旧极缓，可他不再吆喝。

  我看着他走远，便回到屋里，打开糖罐，在豆花上撒了 一层细细的白砂糖，又找来一把勺子，坐在桌前认真品味那晶莹的，入口即化的豆花。

  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豆花。

  我终于不再见过那位老人。

编辑：林美荣

审核：朱清锋